中国式现代化下文化治理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谢清果 黄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文化关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国家治理的深层根基，关乎国本、国运，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新时代文化建设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我们提出文化善治论，既体现了立足中华文明主体性、跳出西方治理话语桎梏的理论自觉，也展现了传承中华治理智慧、回应时代命题的实践创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文化善治论就是用文化涵养人心、用价值凝聚共识，让制度有温度、让规则有灵魂。润泽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领域，最终让社会治理从“要我遵守”的外在强制，变成“我应如此”的内心认同，实现一个法情理交融、人人自觉向善的“善治”社会。以此让文化自立自强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让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文明底蕴，并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磅礴精神力量。

　　一、理论觉醒：重塑文化治理的价值逻辑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打破西方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重新界定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根本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重构文化治理逻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现代以来，部分西方治理理论陷入认知误区，将文化窄化为权力监控与行政规训的工具，把文化视作外在、冰冷、被动的治理附属品，形成了“重管控、轻教化，重手段、轻价值”的片面倾向。这种工具主义文化观，割裂了物质治理与精神建设、刚性制度与柔性教化的辩证关系，难以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更是精神自立、文化自强的现代化。文化从来不是治理的补充选项，而是治国理政的内在支撑、价值本源。坚持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就要彻底摒弃工具主义文化观的片面认知，将文化提升至国家治理的关键维度，让文化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系统性与专业性。这三对特性的辩证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要求，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文化善治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治理范畴，更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坚定坚守。这一理论绝非照搬西方治理话语的产物，而是深深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实践土壤中孕育出来的理论成果，构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治理理论，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的学理践行，也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生动体现。

　　二、本体重塑：厚植文化善治的历史根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治理思想与文化智慧，为文化善治提供了与生俱来的文明基因与逻辑起点。读懂中国之治，必先读懂中华文明；建构文化善治，必先深挖传统治道文脉。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始终以礼乐教化、道德涵养作为凝聚共识、维系秩序的核心准则。中华文明以文化教化为核心的秩序维系逻辑，彰显了文化在族群凝聚中的重要作用；礼法合治、德礼相辅的治理智慧，揭示出柔性文化教化比刚性强制管控更具持久生命力。这种治理智慧，传承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质，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中国式德治逻辑与教化范式。

　　一方面，坚持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摒弃简单化、强制性的治理模式，通过道德浸润、文化滋养、风尚培育，引导社会成员形成内在价值认同与行为自觉；另一方面，坚守日用而不觉的文化传承，将礼乐传统、民本思想、讲信修睦等文化基因，融入当代社会日常生活、民风家风、社会风尚，让治理既有制度硬度，更有文明温度，实现“人心向善、社会向好、治理向优”的深层目标。

　　三、魂根互构：明晰文化善治的时代定位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善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落地，关键在于实现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度互嵌、双向赋能。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善治论锚定根本立场与时代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为指导，决定了文化善治论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们摒弃传统封建德治的历史局限，防止复古保守倾向，立足人的全面发展价值目标，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治理依靠人民、文明成果由人民共享，将群众路线转化为文化惠民、文明育民、治理利民的具体实践，让新时代文化善治始终具备鲜明的人民性、现代性与实践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善治提供深厚滋养与本土底蕴，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崇德向善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为现代治理破解原子化社会、价值多元分化、文明冲突风险等现实难题提供了宝贵的传统智慧。

　　我们推动传统治理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传统德治智慧与现代法治建设、基层治理、社会建设有机融合，构建起法理与情理相融、制度与文化共生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依托“第二个结合”的独特优势，文化善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度交融、相互成就，彰显出鲜明的“化学反应”。

　　这种相互成就体现在双向赋能、彼此升华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彻底剥离了传统德治中“君为臣纲”的封建糟粕，摒弃了传统德治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愚民”成分，让传统德治智慧实现了从服务于封建统治到服务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历史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智慧，让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在社会治理领域实现创造性转化，跳出“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维，转化为更具建设性、包容性的“共识构建”，推动治理逻辑从“对抗博弈”向“和而不同”转变。这种“化学反应”，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切实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关于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要求。

　　四、实践场域：彰显文化善治的中国方案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治理的实效性在于落地。文化善治论绝非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贯穿物理空间、制度体系、数字空间的系统性治理实践，旨在通过多维场域重构，实现文化价值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同时立足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三重维度，彰显中国方案的实践价值与世界意义。

　　在城乡物理空间层面，我们推动礼乐文明场域化营造。公共文化阵地不只是硬件设施，更是凝聚集体记忆、涵养文明素养的精神家园。例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载体，常态化开展开蒙礼、敬老礼、乡村春晚、道德模范评选等文明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以仪式感强化价值共鸣，以邻里情消解现代社会疏离感，重塑守望相助的乡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与价值共同体，使文化善治在城乡物理空间中落地见效。

　　在社会制度建设层面，我们推动道德价值制度化嵌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村规民约、行业规范、市民公约、校园准则，把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勤俭包容等文明要求转化为刚性约束与行为准则。以文化涵养法治温度，以法治保障文化落地，实现自律与他律、软引导与硬约束的有机统一，让文明素养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规则。

　　在数字网络空间层面，我们推动算法逻辑向上向善。面对算法异化、信息茧房、网络乱象等治理挑战，坚持以主流价值引领数字文化发展，落实社会效益优先的文化发展原则，植入向善向上价值算法，加大优质文化内容流量供给。依托数字敦煌、数字文物、红色文化数字化保护等创新形式，活化传承中华文脉，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文化自觉，构筑风清气正、文明健康的数字精神家园。

　　国之兴衰，系于治理；治之优劣，根于文化。文化善治由近及远、相互支撑，为新时代“中国之治”注入文化动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文化善治以温情教化消解转型阵痛，体现鲜明的问题导向与解题能力。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正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传统人情纽带弱化、个体原子化凸显，数字时代的价值虚无、认知撕裂等问题日益突出，正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部分西方治理理论过度强调工具理性、忽视文化价值内核，在解释中国实践时存在明显局限，既无法摆脱基层原子化的治理困境，也难以回应数字时代价值引领的现实需求。而文化善治，正是直面这些新时代“中国问题”量身打造的“中国方案”。通过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服务、互助式文明实践，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引导群众走出个人小天地、融入社会大家庭，以共同文化记忆、统一价值认同凝聚社会向心力，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痛点难点，体现了中国理论回应时代、解决问题的实践效能。

　　在总体国家安全中，文化善治以文化自觉构筑精神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强调要筑牢国家文化安全防线。文化善治以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主体性为核心，厚植本土文化土壤，增强主流文化凝聚力、传播力、影响力，有效抵御错误思潮渗透侵蚀，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以文明定力守护国家长治久安。

　　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文化善治以文明互鉴超越霸权逻辑。不同于西方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的霸权叙事，中华文化素来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文化善治秉持包容互鉴理念，依托网络文学、国风文创、影视动漫等优秀文化载体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治理的人文温度与文明内涵，以文明对话替代文明隔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文化力量。

　　文化善治的提出与实践，是治理理念从治理技艺到治理之道的深刻跃迁，是治理逻辑从外在管控到内在涵养的根本转变。这个承载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特色的核心范畴，其根本目标之一就是掌握中国治理实践的学术话语权。长期以来，西方治理话语凭借其传播优势，垄断了治理理论的解释权，我们往往用西方的“尺子”来衡量中国的“路”，用西方的治理话语来解读中国的治理实践，陷入了“话语依赖”的困境。这一范畴的提出，立足中国实践、扎根中国文脉，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治理话语体系，既能够精准解读中国治理实践，又能够实现融通中外的传播，让世界透过这一范畴读懂中国之治的文明内涵，推动话语体系建设从被动跟跑向主动引领转变。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明强则治理强。新时代新征程，唯有持续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牢牢把握“两个结合”根本要求，持续推进文化善治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让文化始终成为治国理政的灵魂支撑、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方能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赓续中华文脉、谱写文明新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与治理保障。

　　（作者分别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