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与重构 朱熹同安县学革新范式

□洪瑜瑛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年仅24岁的朱熹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当他踏入这座闽南海滨小城时，触目所及是一派斯文零落之象：学宫倾圮，斋舍凋敝；典籍蒙尘，虫蛀鼠啮；学规废弛，诵读不闻；士子汲汲，唯务利禄；前贤遗风，湮没无闻。不过，这并未吓倒这位年轻的官员，反而使其胸中激荡起一股“救斯文于不坠”的使命感。

　　同安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实践原点”，其实体空间和精神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朱熹在同安开创的教育实践，标志着朱熹教育范式的雏形形成，重塑了同安地域的文化基因，为后来朱子书院的创立奠定基石，更奠定了一套影响中国乃至东亚书院近千年的教育范式。

　　同安县学是朱熹教育思想的第一片“试验田”。在同安四载，朱熹以“为己之学”为灵魂，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儒学教育革新，重建了学问的价值坐标。

　　空间重塑与理念奠基。针对县学场所残缺、功能紊乱之问题，朱熹首先倾力翻新学殿、讲舍、斋居，提升教育环境。其中，同安县学原有四斋（学舍），一度被裁减为两斋。朱熹恢复四斋制，并将原斋名“彚征”改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彚征”源于《易经》“君子以彚征”，朱熹认为该斋名存在以“利禄诱人”之嫌，便以《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重新命名四斋。

　　这四个名称指向儒学教育的四个核心目标：道德修养、德行实践、仁心培育和技艺掌握。体现了朱熹对同安学子的深切期许。他从空间重构及命名细节入手，批判功利性学习，强调以德行涵养为基础的“为己之学”。

　　典籍抢救与文脉筑基。朱熹接手同安县学时，面对的是一幅文化凋零的景象：官藏典籍仅有一柜，且无籍可查、管理混乱。当他打开尘封的书柜，眼前是“故敝残脱，无复次第”的惨状，珍贵无比的教学资源“与埃尘虫鼠共敝于故箱败箧之间”，以致濒临“泯泯无余”的境地。朱熹痛心疾呼：“其亦不仁也哉！”

　　针对县学典籍残破散佚、管理失序之现状，朱熹立即展开系统性抢救，从书柜中整理出6种191卷虽残破但尚可阅读的书籍。同时，创新性地“下书募民间”，成功从民间征集回散佚的典籍2种36卷，使官方藏书与民间资源有效联结，拓宽文化积累之源头。接着，为妥善保存和利用这些书籍，专门建经史阁，他深知这不仅是为了“士得读未见之书，人知自励”，更是为了让书籍“得为无穷之利计以永存”，确保文化载体的存续。其后，他又积极向上级（大都督府、连帅方公）陈情，“愿橅（摹印）府中所有书以归，俾学者得肄习焉”。

　　他的恳请得到迅速响应，府库一次就摹印赐予县学985卷典籍。经过抢救、征集、建设、拓展的一系列举措，最终使同安县学经史阁藏书达1200余卷，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飞跃，为县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系统化、可持续的管理理念，为地方文脉的传承树立了典范。

　　学规整顿与考核革新。首先，针对学生“晨起入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的教育现象，朱熹发布《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等文告，指出学生之“患贫贱不得学”的物质困境与“得学不勉”的精神困境，批判科举制度下“教不素明，学不素讲”的教育弊端，呼吁学生自省。同时颁布《补试榜喻》《策试榜喻》，效法孟子“君子五教”之法中的“答问”形式，通过命题考查学生学识积淀与思辨能力，力倡“学以为己”以回归“理义养心”的学问本真。朱熹通过整顿学规，破除科举功利积弊，确立“理义养心”之根本；通过构建“答问策论”之体式进行考核革新，以“破立并举”的双轨模式，重构了同安地方教育生态。

　　开新立讲、兴思辨之风。面对科举积习下学子“唯务利禄”、学问沦为敲门砖的顽疾，朱熹创立定期讲学制度，亲撰《讲座铭》立于学堂，赋予讲学仪式感。朱熹亲自教授《论语》，“诲之以义理之学而不徒为科举之文”，引导学子追求学问根本。更可贵的是，朱熹讲学重视师生互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记载他曾开宗明义告诉学生：“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即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培养探究精神。朱熹强调：“诸君第因先儒之说以逆圣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诸日用，必将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即鼓励学生以勤思为基，以实践为验，以自得为归，以交流为用，形成“学—行—悟—传”的动态循环学习模式，这是教学上的革命性突破。朱熹开创的讲学新风，使当地学风为之大振，“由是邑人士知所向风，而一时道化人文于是为盛矣”。

　　本土精神坐标之塑造。针对同安地方“士风凋敝，后生晚学不复讲闻前贤风节学问源流”的困境，朱熹深知，空洞的说教不如榜样人物的感召。他将目光投向了同安本地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楷模——北宋宰相苏颂（1020—1101年）。苏颂为官50余年，政绩斐然，同时亦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及药物学家，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巨匠。朱熹曾赞誉其“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朱熹巧妙利用县学旁空地，设立先贤祠，将苏颂纳入学宫祭祀体系。要求“岁时奉祀，以建遗烈使学者有所兴起”，旨在借助地方先贤的榜样效应，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与归属感，使同安学子得以“学有榜样”，以具象化的本土精神坐标强化地域文化认同，使之成为塑造社会共同价值的文化力量，也为后世利用乡贤文化进行教化树立了典范。

　　纵观朱熹在同安的兴学实践，其核心在以县学为“社会教化中枢”，构建起“空间—资源—制度—教学—礼俗”的五维改革模式。具体为：一、空间重构，理念赋形。建立符号象征体系，将教育理念融入斋名之中，使原本破败紊乱的学宫转变为承载价值符号的育人空间；二、资源整合，文脉存续。从抢救书籍到广泛征集典籍、建立图书管理制度，推动同安地方由文化荒漠走向知识共同体建构；三、立规订制，破旧立新。通过颁布学规、革新考核机制、创新教学形式等扭转科举功利导向，推动教育目标向“为己之学”转变；四、创新教学，格物致知。以互动讲学为核心，重建讲学的神圣性与求知的本真；五、礼教融合。通过树立地方精神坐标，引导当地民俗从失序状态走向礼俗规范重建。

　　同安县学的实践证明，教育思想绝非抽象产物，而是在回应现实教育问题中锻造出来的智慧。朱熹在同安播撒的理学种子，结出了“君子所过者化”的成果，同安由此跃升为“闽学开宗之地”，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同安县学的办学实践与教学经验，使朱熹意识到教育对地域文化的塑造力量，最终通过书院这一实践路径使“同安经验”转变为“书院制度”。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至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