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山追海溯古 赓续八闽文脉

仓里山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重石

仓里山遗址出土 石制品与陶片堆

仓里山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石磨盘

光泽牛头山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陶器及石器

壳丘头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磨光红陶釜

岭家排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带盖陶罐

何家潭遗址出土 新石器时代 穿孔石钺

何家潭遗址出土 西周时期 陶鬲

竹林坑窑址出土 西周时期 原始青瓷

龙头岗遗址出土 西周时期 小玉璧

长泰田头村东山遗址采集 商周时期 石锛坯件

斗池山遗址出土 闽越国时期 龙凤万岁和卷云箭镞纹瓦当

建阳王垅遗址出土 闽越国时期 陶瓮

圣杯屿遗址出土 元代 水青釉双鱼洗

圣杯屿沉船舱内 成摞瓷器

云霄乌珩窑址出土 明清时期 青花山水纹碟

厦门所城墙遗址出土 清代 瓷器

　　八闽大地，山海相拥，文脉绵长。从滨海潮涌到深山翠黛，从史前聚落到明清海防，埋藏于地下的文明遗存，是历史的无声见证，更是文明的鲜活密码。

　　2021年6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正式成立，标志着我省文物考古工作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十四五”以来，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以中长期科研规划为蓝图，围绕“福建区域文明、文化研究”“海洋文明的起源、传承与交流研究”两个科研方向，以小铲探源、以科技赋能、以匠心求证，不断揭开福建文明的神秘面纱，让沉睡千年的历史重焕生机。

一 探寻福建海洋文明起源

　　《山海经》载：“闽在海中。”绵长海岸线与山岭地貌，让福建成为一部“打开的山海经。”

　　千百年来，人们循着“闽在海中”的古老记载，追寻闽地先民踏浪而来的足迹。然而，在漫长的考古探索中，福建海洋文化的源头始终若隐若现，早期序列的空白，让文明的开篇停留在模糊的想象之中。

　　2025年，漳浦仓里山遗址的发掘，唤醒了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填补了福建沿海该时期文化序列的空白。作为福建目前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旷野遗址，仓里山遗址已初步划分出石器、食物加工区，墓葬区与生活区；出土的圜底器、锯齿状口沿与贝印纹陶片和福建沿海史前文化遗存相似；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并用，体现了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特征。该遗址的发现，不仅为探讨福建本土沿海史前文化的起源、九龙江流域与东南沿海岛屿早期人群互动提供了新材料，也为研究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定居聚落的起源与形成提供了重要线索。

　　从仓里山出发一路向北，穿过连绵的海岸湾澳与海蚀地貌，抵达福建第一大岛、我国第五大岛——平潭岛。考古发现，5000年前，福建先民从这里借助季风洋流驾舟出海，他们可能不只到过台湾岛，还抵达更远的太平洋、印度洋。这段远古航行，正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热议的“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的关键线索。

　　南岛语族指讲南岛语系的族群，这个语系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主要分布在岛屿上的一个大语系，共包含1000～1200种语言，分布地区东起太平洋东部的复活节岛，西接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北抵夏威夷和中国台湾，南至新西兰，总人口约4亿。

　　这些相隔万里的族群，在语言谱系与文化特质上呈现出惊人的同源性。他们究竟从何而来、沿何路迁徙、如何扩散至万里海疆，长期以来都是亟待破解的世界级学术谜题。

　　20世纪60年代，距今5000年至4500年的台湾大坌坑遗址曾被视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代表性遗存。1985年，壳丘头遗址首次发掘，清理出贝壳坑、墓葬等遗迹及陶、石、骨器等实物。1987年，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提出，壳丘头文化与金门富国墩遗址、台湾大坌坑文化或属同一文化圈，首次将福建沿海史前遗址与南岛语族起源扩散关联起来。

　　此后近30年间，福建沿海的考古探索从未停歇。福建省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负责人肖玉琴介绍，2020年以来，福建省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牵头，联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考古中国·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项目，对壳丘头遗址群开展深度发掘与多学科研究。

　　持续深化的南岛语族考古研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与国际学术合作，整合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等多重证据，不断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这一重大课题提供越来越清晰、坚实、系统的回答。成果显示，这里已建立起东南沿海岛屿地区距今7500年至3000年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从西营遗址到壳丘头、东花丘、龟山遗址，清晰勾勒出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由小型聚落逐步向高等级功能聚落发展演进的完整轨迹。

　　这一系列重大发现，既印证福建沿海是南岛语族早期形成与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为闽台上古同根同源提供了实物佐证，也科学证实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有力驳斥了别有用心者宣扬的台湾少数民族与大陆无关的“南来说”。

二 勾勒“重瓣花朵”的福建芳华

　　20世纪9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曾提出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格局理论：史前中国以中原为花心，以周边众多文化区系为层层花瓣，形成多元一体、向心凝聚的文明结构。东夷、百越等诸多文化，共同构成这朵文明之花的层叠花瓣。

　　正是在这样的文明格局认知下，2004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旨在以考古实证诠释“何以中国”、凝聚民族根魂。

　　福建山岭连绵，闽江、九龙江等水系独流入海，未汇入黄河、长江流域。福建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永平研究馆员认为，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与优越的自然条件，让八闽史前文明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中华文明这朵“重瓣花朵”增添了鲜明的海洋与山海印记；而探源“何以福建”，则是从八闽文脉中汲取力量，为新时代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长期以来，福建曾被视为“蛮荒之地”，学界一度有“福建先秦无史”的偏见。“十四五”期间，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刷新福建文明史上限，清晰地证明：福建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而是中华文明“重瓣花朵”中不可或缺的一瓣。

　　闽江上游的富屯溪流域，自古便是闽北与中原、赣鄱地区文明交流的天然廊道。2021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启动“福建史前文化融入中原文明的进程研究——闽江上游富屯溪流域、南浦溪流域史前遗址考古调查与研究”课题项目，2022至2025年的持续性考古调查中，在光泽、浦城段新发现200多处史前遗址，尤其是光泽段的发现将该区域史前文化上限提前至距今5500年。

　　位于闽赣交界的何家潭遗址，是此次调查的重要收获。作为福建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等级较高的先秦聚落遗址，其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两周时期。遗址内揭露出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防卫区等功能分区，清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形态，还发现闽赣文化交流线索；两周时期更形成以山岗夯土城圈为核心的高等级聚落体系，填补了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文明化进程的关键空白，为研究早期福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重要实证。

　　与此同时，闽江、九龙江两大流域的手工业考古发现，则从经济与技术层面，展现早期福建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脉络。

　　闽江流域的武夷山市竹林坑窑址，是福建原始瓷烧造技术的核心代表，也是中国目前已知唯一的西周早中期原始瓷窑址，填补了全国先秦原始瓷窑址的发展序列空白。遗址内保存完好的洞穴式窑炉、淘洗池与晾晒平台，完整呈现了原始瓷从原料加工到烧造成品的全流程，印证了这里是技术成熟、专业化程度高的窑业中心。更重要的是，其出土器物与中原礼器形制高度相似，科技分析证实，湖北曾侯墓群、陕西周原遗址等中原核心区域出土的部分原始瓷，与竹林坑产品成分高度相似，为追踪原始瓷生产与流通网络提供了关键证据。

　　沿着闽江水系向东，福州连江龙头岗遗址的发现改写了福州寿山石开采加工的历史叙事。2023年9至12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和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此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出玉纺轮、玉锛、小玉璧、玉环残件等玉器，以及石斧、石戈、砺石等制玉工具。经分析，玉器原料与福州寿山石同属一类，将福州寿山石的开采加工历史上溯至西周时期，填补了区域玉器工艺研究的空白。

　　九龙江流域同样分布着规模庞大的先秦手工业遗存。2024至2025年，福建省考古研究院与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围绕九龙江下游支流开展考古调查，新发现遗址点23处。以长泰田头村石器加工场为代表，该区域已发现20余处同期同类遗址，构成庞大的石器生产集群，其产品石锛广泛分布于九龙江流域浮滨文化时期居址、墓葬，彰显了当时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实证了闽南早期文明的高度发达。

　　从周代山城到闽越王国，一系列考古发现让福建早期文明发展脉络逐渐清晰。

　　2025年福州斗池山遗址发掘出西汉闽越国官办窑场，出土的建筑材料与冶山闽越国宫殿区高度一致，为研究闽越国的城市布局与制陶业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2023年南平建阳王垅遗址发现的3座闽越国墓葬，出土了福建迄今最大的汉代陶瓮，以及首次发现的人身双蛇首贴塑，丰富了闽越国丧葬习俗与文化谱系研究。这些发现，一步步还原了闽越王朝的发展图景，闽越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价值与贡献被不断发掘。

三 重现海丝文明交融盛景

　　早期文明的根基愈发稳固，福建先民向海而行的步伐也愈发坚定。时光流转，福建海洋文明的叙事从渔猎生息转向远洋贸易与窑业繁荣。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枢纽，福建的考古发现不断解锁“海丝”密码，实证这片土地在中外文明交融中的重要地位，还原海丝繁盛图景。

　　2023年，漳州圣杯屿水下考古发掘项目收官，一艘在海底黑暗中沉睡700年的元代商船重见天日，为我们揭开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1.7万余件龙泉青瓷重见天日，这些瓷器釉色莹润、原始包装痕迹清晰，搭配航海铅锤、船员印章等文物，还原了元代商船“舟楫相望、商贾云集”的贸易图景。作为目前出水龙泉瓷器最多的元代沉船，该遗址不仅实证了福建漳州海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段，更为中国元代航海史、造船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支撑。

　　海洋贸易的繁荣，离不开窑业技术的支撑。2023年4月至7月，为配合漳州云霄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对乌珩窑址开展抢救性发掘，揭露了上下叠压的明代晚期横室阶级窑与明末清初斜坡式龙窑，直观反映了窑业技术的迭代升级。

　　出土的青花瓷碗、M形匣钵、荡箍等遗存，与平和南胜、五寨一带的漳州窑产品高度一致，证实乌珩窑址是漳州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瓷器不仅畅销国内各地，更通过“海丝”航道远渡重洋，运抵台湾地区乃至越南会安遗址，成为明清时期福建陶瓷贸易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直接见证。

　　与海丝贸易繁荣相伴的，是明清时期东南海疆的防御建设。明初倭患频发，江夏侯周德兴奉命筑建所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中左所城（厦门所城）建成；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后重修此城，设立福建水师提督署，使厦门成为镇守东南海疆、节制台湾的军政重镇。

　　厦门所城墙遗址的发掘，便昭示着这段家国守土的壮阔历史。2025年8月至10月，为配合厦门所城墙修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开展配合性发掘，不仅发现城墙、台阶等城防遗迹，还揭露了假山、廊道等花园建筑遗迹，首次证实了施琅所建福建水师提督署后花园的位置与风貌。

　　结合遗址周边发现的水师提督摩崖石刻、清代石碑、抱鼓石等遗存，呈现了厦门所城从军事要塞向军政中枢的演变，填补了明清厦门海防体系研究空白，更以考古实证昭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证了海峡两岸深厚的人文血脉与法缘联系。

　　从新石器时代南岛语族先民驾舟出海，到宋元明清远洋贸易千帆竞发、窑业技艺炉火纯青，再到明清时期的海防建设，八闽大地的考古遗迹，串联起福建海洋文明的千年演进脉络，见证着福建与海洋相依共生、向海而兴的历程。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一次次发掘，一件件文物，无声诉说着福建的文明底蕴，让“何以福建”有了坚实答案，凝结着八闽大地统筹经济发展与文脉赓续的实践智慧。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福建省文物局局长傅柒生表示：“未来，我们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深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讲好福建故事；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完善保障机制；深化考古成果转化，打造福建文化标识，让遗产活起来；拓展国际考古交流，以涉外考古为纽带，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福建动能，展现新时代福建文化遗产魅力。”